1. 电子信息产业产业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战略级基础部门
不可否认当前美国对全球的控制能力正在减弱，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表现让其国际形象进一步下降。因此，面对不断弱化的国际控制能力以及逐渐崛起的中国，美国打击华为的终极目的是对国际旧秩序（美国霸权）的维护。
美国维护当前世界秩序公认的三大手段为：金融（美元体系）、军事、舆论操控（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输出）。手段具体应用方式本文不做论述，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三大手段均以电子信息产业产业为基础。
如今金融能力本质是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能力的集合，高度依赖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正因为金融产业信息和通信技术属性，美国才的通过施压“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通过SWIFT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军事与舆论操控能力更是直接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之上的。
通过观察发现，近40年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凡对美国控制地位造成威胁的企业，美国都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与“长臂管辖”，甚至国家力量对该企业与所在国家进行打击，例如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2006年阿尔卡特朗讯案。
华为是直接冲击到美国霸权支柱的电子信息产业企业。当前美国互联网公司虽然强大，底层集成电路产业依然保有优势，但处在中间提供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产业群体却面临淘汰的巨大挑战。
尤其是在世界进入5G时代的关键期，数据成为新的国家战略资源，信息和通讯设备是数据资源生产、储存于运输的核心基础，关系到国家发展与安全，5G技术领域则成为美国霸权的“阿喀琉斯之踵”，而华为在5G领域的领先成为刺向美国“脚后跟”的一只利箭。
通过2018年至今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信息通讯领域的动作可以看出，中美在产业与技术领域对抗发展至今，制裁中兴是火力侦察，打击华为重点攻坚，遏制中国是战斗目标，维护霸权是战略目的。
2.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基础支撑
半导体应用供应链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环节。经过最近两年的角逐与博弈，国家与企业都逐渐认识到，我国在电子信息产业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过程中，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
因此，需要厘清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的优劣势，抓住关键点。我国四大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半导体应用供应链是四条供应链的重要环节。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主要由四大供应链组成，包括智能移动终端供应链、家用电器供应链、通信设备供应链和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供应链（云计算、大数据、智能ATM等）。这四条供应链的正常运行都需要依托良好的半导体应用供应链，由此推论，半导体应用供应链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最关键、最核心的环节，提升我国半导体应用供应链的安全可控程度与研发创新能力势在必行。
1. 进入壁垒极高，全国分散去搞“全国大造芯”不可取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至今，产业与技术细分冗繁，技术积累形成极高进入壁垒，且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备，从头开始或闭门造车绝无可能。
首先，电子信息产业细分领域冗繁，已形成较高技术壁垒。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逐渐形成一个全球范围、更新迭代快的产业，从上游的电子材料与中游的电子元器件，到下游的电子终端，均已形成相对细化的产业链分工。
电子信息产业链上游的电子材料，涉及磁性材料、半导体材料、化工制品、金属材料、玻璃盖板等类型的材料，其中半导体材料核心技术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中游电子元器件包括电容、电阻、电感、分立器件、集成电路、显示器件、电声器件等，部分细分领域技术壁垒较高，可能成为卡脖子的关键点。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目前主要集中于下游的终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消费电子、通讯设备、汽车电子等，但是核心技术仍落后于欧美日等国。
其次，美国已建立相对健全的产权保护体系，凭借《反托拉斯法国际实施指南》、《反海外腐败法》等法案获得“长臂管辖权”。长臂管辖（longarmjurisdiction）逐渐由国内跨州时间延伸到国际问题，并逐渐扩张管辖范围。长臂管辖的立法与司法均属同一国家同一政府，且其管辖范围无明确限定。
在长臂管辖无边界限制且裁决者非无利益相关的独立第三方的情况下，长臂管辖逐渐由解决国内跨州事件延伸到国际问题，一直在持续扩张范围，长臂管辖从而成为美国政府侵占他国管辖权、对外投射美国意志、实现政治目的、巩固经济地位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长臂管辖，美国可以单方面决定制裁非美国企业，前例包括但不限于阿尔斯通、欧洲空客、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等。
2003年思科诉华为案以华为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户手册、帮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码，并停止销售诉讼中所提及的产品、将相关产品提交给第三方专家审核告终。自2010年起，涉及中国的“长臂管辖”案例大幅增长，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后，制裁中国重点产业核心企业的“长臂管辖”案增长愈加显著。
一方面以威胁国家安全等名义将海康威视、华为、中芯国际、大疆、云飞励天、深网视界、烽火星空等多家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直接制裁及次级制裁。另一方面，联合英、澳、加、新等盟友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企业进行围剿，排斥中国产品与技术，并威胁警告德日意等国停止使用中国相关设备。
2. 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供应链汇聚于亚太领域，该产业出现供应链主力群体交棒趋势
美方联合盟友建立OpenRan政策联盟，通过价格战在通讯领域共同围剿华为。
2017年11月，沃达丰将创建了OpenRAN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目标是开发基于通用处理器的开放和软件化的RAN技术。
2018年2月思科发布了OpenvRAN的计划，但参与的运营商不多，2020年1月美国提出一项法案，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拿出至少7.5亿美元或新拍卖频谱拍照年度收益的5%，来成立O-RAN研发基金，专门用于推动开放架构、基于软件的无线技术的发展。
2020年5月，OpenRAN政策联盟正式诞生，包括AT&T、Verizon、Telefonica、乐天移动和沃达丰等运营商，还有亚马逊、Facebook、谷歌、IBM、英特尔、微软、高通、三星电子美国等新的移动生态系统三十多家企业共同加盟参与，推动实现“白盒基站”。
目前全球行业领先的RAN设备提供商中没有美国企业，但如果“白盒基站”成为现实，行业的主导者则将变成美国企业占据技术优势的领域的企业，包括提供通用硬件的Intel,AMD，提供云计算技术的亚马逊，微软，VMware，提供软件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谷歌，Facebook等，传统巨头华为、爱立信、中兴等企业被排挤在外。
当前，以台湾电子一霸五哥（鸿海、广达、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为一线代工“链主”的台资企业打算用六年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年产值合计约1.8万亿元的智能终端供应链交棒给以楚越电子系企业。华为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珠江东岸的ICT产业链面临更加严峻的发展环境。
3. 全球经济体系在“新冠疫情”与中美博弈合力作用下，最终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
当前全球在逐渐形成两个经济体系，一个是亲美经济体系，一个是亲中经济体系，并由此延伸出对应的美国技术标准和中国技术标准。美国在互联网应用与底层基础技术方面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与控制，而中间网联设备制造已被中国赶上，并开始超越。欧洲出于自身产业与国家安全考虑将不再完全依赖美国。
亲美经济体系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以色列等美国盟友为辅，再加上日本和其它大多数美洲国家共同组成，ICT代表企业包括美资的苹果、谷歌、脸谱、思科、诺基亚、三星电子等。
亲中经济体系则围绕中国，包含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古巴和其它大多数非洲国家，ICT代表企业主要是中资的华为、步步高系、腾讯、中兴、传音、小米。
欧洲、中东、部分东南亚国家则选择在两个体系之间“骑墙”。从国家经济与信息安全出发，欧洲也试图不再完全依赖美国，明确由包括达索系统、橘子电信、西门子、SAP公司、博世、德国电信等在内的22家德国和法国公司共同组建欧洲自己的数据云GAIA-X，掌控数据主权，以减少对亚马逊AWS、微软Azure、谷歌云、阿里云等国外云厂商的依赖。
4.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四条供应链存在脱钩与半脱钩风险
（1）完全脱钩风险：对华为等技术创新企业全面绞杀（参考日本1980年代半导体产业企业），华为只有生死两个选项，无第三者。已出现两个结果：
• 企业发展战略遭被迫调整：麒麟芯片断供，荣耀切割，消费者业务受到极大冲击。
华为、中兴等技术创新企业受美狙击，面对关键零部件断供的威胁，被迫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美方对华为等国内龙头企业一再进行技术制裁和供应链封锁，华为作为被针对的重点对象，被迫提出“去美化三步走”战略。
在突然遭受围剿的情况下，尝试与美方进行沟通未果，华为一方先是大量提高芯片库存，保证原有市场需求，稳住基本盘，为供应链打造创造时间，同时与中芯国际、上海微电子等国内芯片领域龙头企业结盟，加快升级国产供应链体系的步伐，以打造安全自主可控供应链为最终目标。
在此期间，一方面为了回笼资金，另一方面为确保荣耀系的正常运行断尾求生，将荣耀剥离出华为系，打包出售给由华为和荣耀主要经销合作伙伴联合创立的深圳市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此外，华为加快切入智慧城市、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提高公司产业生态多样性，尽可能绕开美方的封锁。
• 国际市场拓展受阻：欧洲等国际市场运营商业务与消费者业务占有率大幅下降。
受国际形势影响，一方面半导体供需困难，华为不敢放开销售高端品牌，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销售受阻，两相叠加致华为出货量及市场占有率显著下降。
相较于2019年，2020年华为出货量下降21%，市场占有率从2019年的16%下降到14%。但通过出售占总出货量30%的中低端品牌“荣耀”，2020年华为营业收入逆势上涨，销售收入达到8914亿元，其中中国地区营收5849.1亿元，同比增长15.4%，占比高达65%，而海外收入3064.6亿元，欧洲、美洲、亚太、中东地区收入均在下滑，一部分原因是消费者业务无法使用GMS，其中美洲下滑最严重，下滑幅度达24.5%。
（2）半脱钩风险：美国以“原产地规则”逼迫产业链上企业迁出中国，瓦解我国产业基础
以“原产地规则”要求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跟随成品组装企业一同将部分产能转出中国大陆。以深圳为例，从2018-2020年已有19家三星电子、苹果、富士康供应链上的企业将部分产能迁出至越南河太北成长三角，10家三星电子、富士康、步步高、传音、小米的供应商则将部分产能转至北印度乔达摩菩提那加尔县（包括诺伊达、大诺伊达两个节点城市）和南印度班加罗尔—钦奈走廊（包括班加罗尔、蒂鲁帕蒂、斯里城、钦奈四个节点城市）。
三星、富士康、苹果、步步高、传音、小米等ICT领域龙头企业位于深圳的供应商，正逐步将产能向越南、印度转移。中美博弈明朗化后，在美国的积极引导下，中国的ICT产业链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逐步转入越南，珠江东岸ICT产业链上的大批企业也紧跟龙头企业的产业转移步伐，向越南、印度等南亚国家转移产能。
2020年苹果计划在越南出货量达到30%，三星电子越南出货量已达到全球出货量80%，两家企业均以“原产地规则”要求中国供应商赴越设厂。从2018-2020年深圳已有19家三星电子、苹果、富士康供应链上的企业将部分产能迁出至越南河太北成长三角，10家三星电子、富士康、步步高、传音、小米的供应商则将部分产能转至北印度乔达摩菩提那加尔县（包括诺伊达、大诺伊达两个节点城市）和南印度班加罗尔—钦奈走廊（包括班加罗尔、蒂鲁帕蒂、斯里城、钦奈四个节点城市）。
越南和印度抓住全球ICT产业链重构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制造业，其中印度为了更好地保护当地制造业，选择抬高ICT产品贸易壁垒，具体措施包括进口关税调整。手机配件作为半散装件进口的关税为零，手机配件一体入关的成品税率为12.5%，成品入境税费则高达29.44%，自2017年到2018年，印度进口电子零部件、网通设备、智能手机的基本关税一再被提高。如何在产能迁出趋势显著的局面下，保障珠江东岸乃至全国经济、产业的有序发展，成为核心问题。
1. 短期内保证电子信息产业企业生存
（1）审定新举国体制的时代内涵，保障华为等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举国体制并非一定以国企为主导，尤其是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华为等企业以深度参与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产业特征与演进规律有丰富积累与深圳认知；对市场变化更敏锐，应对更精准，反馈更及时聚焦在行业龙头企业上。就是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的条件下，再辅以国家的支持。
在电子信息产业这种更迭换代较快、市场竞争压力大的行业中，国企制度具有一定局限性，尤其在对高端人才的薪资吸引力、供应链成本控制、市场变化应对与反馈效率等方面比民企劣势，严重影响国家科技、产业布局产业链与突破技术瓶颈的效率，且目前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以民企为主。
因此，在当前被“卡脖子”进行封锁的产业发展环境下，适用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举国体制，即在全国范围内调动相关资源和力量，以华为等民营企业为主导，聚焦行业龙头企业，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突破技术与产业瓶颈，增强国家在该产业领域的安全性与竞争力。
（2）做好中间产品供应链企业扶持工作，减少供应链出走冲击
为应对国内ICT产业向东南亚外迁的冲击，应进一步做好中间产品供应链企业的扶持工作。相对于印度政府2020年推出的大规模电子制造业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电子信息产业核心区域可围绕当地“链主”企业，加强中间产品供应链企业的引育，包括但不限于加强标准厂房建设、对出口产品按比例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按比例分别给予配套产品供货方与采购方补贴等，加强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的生态系统。
（3）用好国外大循环政策，鼓励企业对外开拓市场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支持龙头企业走出国门，融入全球供应链。依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达成的多项合作，持续深化多边区域产业合作，重点支持龙头企业走出国门，整合全球资源，实现成本最优、运营本地化的全球供应链。
中国大陆主要负责电子信息产业的前沿技术研发与关键环节的生产制造，其它生产制造与代工环节可交由亲中国家及印、韩、东南亚、中东、欧洲等骑墙国家，并按照“原产地原则”在当地上缴相应税款，加强中国技术标准国际朋友圈的产业关联度。
2. 中期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
（1）从国家层面统筹区域间协作，扶持地方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的环节，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分工协作
从国家层面统筹资源，依托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制造、金融优势，地方政府全力以赴、中央统筹调配全国资源重点扶持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地区，突破“卡脖子”环节的封锁，形成北上杭深分工协作的安全自主可控产业链。
• 北京、上海高校云集，研发机构与人员集中，创新科研能力强劲，且金融信贷服务良好、第三方服务机构种类齐全、具备全国领先的IC设计基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生态圈，应在IC设计领域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加快成为我国IC设计行业的核心城市；
• 深圳经过多年的沉淀打磨，集聚多家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初步形成相对完备的通信与电子元器件制造产业链生态，市场化氛围浓厚，有望积极推动项目落地，重点攻克集成电路芯片、高频射频器件、光通信与光电传感器件三大“卡脖子”关键领域的技术瓶颈，突破电子通信制造领域的供应链封锁；
• 杭州互联网产业发展全国一流，金融互联网产业初具规模，依托IC制造和通信制造方面的产业基础，促进上海IC相关科研成果在杭州产业化。四大核心城市分别主攻IC设计、通信与电子元器件、IC与通信制造等细分行业，共同构建中国协同分工的电子信息全产业链。
（2）探索建立围网管理的半导体免税经济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鼓励创新
建立卡口及围网管理的半导体免税经济园，优先为半导体企业或项目提供用地保障，提高园区内落地项目的审批效率，给予园区内企业免税降费、房租补贴、贴息支持、上市奖励、首购首用、人才扶持等政策优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大对“卡脖子”环节重大项目的引育力度，支持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与核心产品研发，鼓励创新产品产业化，积极推进核心技术与产品的推广应用。
（3）长期以电子信息产业产业技术创新为基础构建我国金融、军事及国际舆论领域话语体系
从长远战略层面布局，应着手打造使用我国主导的技术标准的国际朋友圈。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建立以我国为主导的5G技术标准，联合“一带一路”沿线盟友国家，分化拉拢欧洲、中东、部分东南亚等骑墙派，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技术标准国际朋友圈，从经济、政治、产业等方面形成更为可靠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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